1983年，那辆开往“靠山”的班车

我高中的时候是在吉林市的一所高中住校，大概一个月左右才回一次家。我家距离学校几十里路，每次我都是先坐一小段市内公共汽车，然后换乘长途汽车，大约一个多小时，就到了我家所在地。

1983年5月，我上高二，在回家的长途汽车上，遇到了父女二人。他们给我带来强烈冲击，回家后，我就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日记，记载了车上发生的一切。下面就是这篇日记原文，我只修改了个别错别字和标点符号，为了便于阅读，分了一下段落。

1983年5月14日， 星期六

这大概是最后一班车了。车上的人多的很，我在一张双人椅旁站定，想着如何打发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。看书是肯定不行了，背诗我也没多大雅兴，还是像上一次一样，观察一下车上的旅客吧，揣测一下他们的心理，很有意思。我心里这样想着，目光自然地投向坐在我面前的一个抱小孩的男子身上。

他大约有三十二、三岁的年纪，穿着一件半旧的黄上衣，戴着一顶土气的灰帽子。“一个农民”，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。他长得不英俊，也不丑，一副朴实、善良的模样，他使我想起了《吉鸿昌》里的师长霍金龙。“嗯，确实像他。” 我心里暗暗肯定。再看他怀里抱着的那个孩子，是个女孩儿，三、四岁的模样，两个直翘翘的小辫，使我联想到城里许多同等年纪的小女孩的卷毛头。这小女孩下身穿一条棉裤，上身却穿一件单薄的衣服。衣服既不合身也不漂亮。“这个孩子的母亲，一定不会打扮孩子，”我这样想，思想自然而然地落到孩子母亲身上。我极力想从这男子与这女孩身上想象出那个年轻母亲形象。从女孩的长相上可以看出，这妇女不漂亮；从他们父女俩的穿着上看，他们的家庭并不富裕，这妇女也并不心灵手巧，爱打扮。于是我眼前浮现出一个三十岁左右，粗壮的农村妇女的形象。她同这男子一起，顶烈日，冒严寒，为了生计而拼命干活。

这时，那小女孩突然叫起来：“爸爸，我要撒尿。”那男子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手足无措。“撒尿？现在正在坐车，怎么撒尿？”这时，坐在他身旁的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开口说话了：“你让车长停一下车，下车让孩子撒尿。” “这不行。"那男子断然摇摇头：“车上这么多人，不能都耽误了。”他低头对孩子说：“一会儿咱就到家了，你再挺一会儿啊。”我感到有点好笑，心里想象着如果孩子妈妈碰上这情况，她会怎么办。这男子真老实。

车继续平稳地向前开着。那个知识分子显然也对这男子发生了兴趣。他问到：“这孩子的妈妈呢？”那男子的脸刷地一下子变白了，他垂下眼皮，喃喃地说：“这孩子的妈妈没了，去年死了。”我的脑袋轰地一下，出现一片空白。天哪，这怎么可能？那个想象中的粗壮耐劳的妇女，原来是不存在的呀。我想象中的那妇女的一切霎时都化成泡影。现在看来，这女孩穿着的不协调、不合身是完全合理的，甚至她那两只直翘翘的小辫，这时看来也是那么好看，因为它毕竟是出于一个男子的手。

知识分子也对这男子的不幸表示出同情，他问道：“她妈妈死时多大了？” "三十一岁。” 三十一岁！太年轻了，中年丧妻，幼年丧母，这人生的两大不幸过早地降临到这男子与这女孩身上。太可怜了。这男子永远地失去了一位温柔的妻子，这女孩也永远地失去了一个慈祥的母亲。人生啊，为什么这样残酷？

“唉，你一个人带个孩子，也真苦啊。”知识分子同情地说。“是啊，一家就我们两口人，现在搞单干了，我只分了两亩多地，每天还得带着孩子。不过一年下来，总够维持我们父女的了。” 我眼前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：一个男子顶着烈日，在一片不太大的土地上耕作，而一个不大的女孩爬在地边上玩。男子还要不时回头看看女孩。渴了咽口唾液，饿了啃块干粮。创造着财富的劳动者啊，你的命为什么这么苦？可怜的孩子啊，你永远是个没娘的孩子。

“孩子她妈是怎么死的？” “得了肺结核。” 肺结核？这个夺去了小雪、华小栓等多少人的生命的恶魔，难道至今还在施展淫威吗？那男子继续慢慢地说：“她二十七岁就得了这病，也不知吃了多少药，打了多少针，花了多少钱。本来，她的病已经基本好了，那天，她干完活回来，又吐了血，我要送她上医院，她不让，说不要紧。可是这天晚上，她吐血不止，足足吐了一小盆血，后来就再也没起来。这孩子那时才三岁，天天嚷着要妈妈，足足哭闹了一个多月。”

车里一片可怕的寂静，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，夺眶而出。这可恨的病魔为什么那么无情，我们的农村为什么又那么落后。肺结核，现代的医术完全可以治好，可是它仍然大模大样地夺去一些善良人的生命。朴实、勤劳的人民啊，你们创造了历史，创造了财富，可是，为什么你们的灾难还是那么深重。

那知识分子显然想打破这可怕的寂静，转移话题说：“你怎么不把孩子送到亲戚那儿去？” 那男子说：“亲戚是有，可是谁愿意拖累个孩子。”他又露出刚才不让车长停车的那种坚定神情，“就是我自己饿着，我也要把这孩子养大。”多么高尚的品质，忍辱负重，吃苦耐劳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在他身上闪耀着光彩。对这个可敬的农民，我心里涌起了一种敬佩之情。孩子啊，你有一个好父亲。

车停了，传来售票员清脆的声音：“靠山到了，有下车的旅客没有？”那男子忙抱着孩子站起来：“我到家了。”他下了车，我忙向外望去，一些杂乱无章的小块土地，一些破旧的草房，低矮、凄凉。这哪有报纸上常说的农民盖的小楼、新房？哪有那种热闹非凡的景象？这就是那男子的家。一个善良的年轻妇女就死在这里。命运太不公平了，他们为什么得不到幸福？为什么就不能生活的好一点，快乐一点？

我低头望望自己没有一本书的书包，羞愧地红了脸。是祖国在培养自己，是像这个男子一样的千千万万个劳动者在哺育自己。我自己却不好好学习。对得起这些哺育着自己而又继续遭受苦难的父老兄弟吗？对得起那些在落后愚昧中死去的善良者吗？这个落后的现状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改变，这些善良的劳动者的苦难需要我们去拯救。

“靠山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，但是，在我心中将永远留下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孩的形象。他们的美德与苦难，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。

（网络图片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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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年过去了，对于车里的一幕，我的脑海里只留下了小女孩的两个冲天辫。翻开日记，里面提到的霍金龙、华小栓，早就没了印象，小雪应该是山口百惠主演的一部电影的女主人公。可是，尽管这日记的笔触很稚嫩，今天读来，我仍然眼眶发热，仍然为这父女俩的命运唏嘘不已。

几十年后的今天，我仿佛才深刻体会到，“人，生而平等”，这就是废话。人自出生那一刻起，就是不平等的。这个女孩的妈妈，如果生在大城市，至于年纪轻轻就得上肺结核吗？至于病没好就下地干活吗？至于吐血死在家里吗？

这个小女孩，有一个爱她的父亲，这是她的幸运，可以想象父女俩相依为命的日子将会多么清苦。如果，一切都向最好的方向发展，小女孩顺顺当当活下来了，上学了，长大了。

13年后，就是1997年，女孩差不多该参加高考了。这一年，也是山东农村女孩苟晶参加高考的日子。

所以，这几天，苟晶以及其它农村女孩高考被顶替的新闻，让我又气愤又悲伤又无力。

底层孩子唯一的一次改变自己人生的公平的机会，就被某些人如此轻易地攫取了。

我想象了一下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车上的父女俩身上，恐怕事情的结局会更惨。苟晶的父亲虽然死不瞑目，但是苟晶本人毕竟现在有了讨回一点公道的机会。

而绝大多数女孩和她们的家庭，恐怕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像车上男子那么老实巴交的人，估计就是认命，然后继续为了温饱而操劳到死。

1983年，在那辆开往”靠山“的班车上，16岁的我，为素不相识的父女俩流下热泪，并发誓要拯救这些善良人民的苦难。不管有多么幼稚，有多么空洞，那一刻的心是真诚而宝贵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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